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企业家，政客，社会名流。各方各界为严重失当的行为道歉的声音不绝于耳。但它们都是真诚的吗？神学家玛格特•卡斯曼（Margot Käßmann）曾在2010年被钉在媒体的耻辱柱上。对于如何辨别真诚的道歉，她颇有心得。
🙇 I AM SORRY 🙇
“对不起，我现在就去收拾残局”——这是音乐家、媒体人兼企业家费恩·克里曼（Fynn Kliemann）发布在Instagram上的一段视频的标题。这段视频有超过110万次的播放量。在疫情期间，费恩·克里曼作为“欧洲口罩大王”名噪一时。
在视频中，克里曼看上去情绪激动，甚至有些恼怒。他坐在客厅里，头戴一顶鸭舌帽，身穿一件休闲的格子衬衫。只见他一边有力地比划着手势，一边尽可能地时常直视镜头。
在这段持续了6分12秒的视频中，克里曼回应了德国电视二台讽刺节目《新皇家杂志》（ZDF Magazin Royale）及其主持人扬·伯默尔曼（Jan Böhmermann）对他的严厉指责。几周来，这番指责围绕着“口罩欺诈”（"Maskenbetrug"）这一关键词，在德国媒体上广为传播。
“我做了那么多错事，成了我最不想成为的人。”克里曼面对镜头前的互联网观众说。“我真的很抱歉，希望能够得到你们的原谅。”
克里曼做错了什么？
据德国电视二台《新皇家杂志》的调查，克里曼在疫情期间销售的“产自欧洲的公平贸易口罩”存在欺诈行为。这些口罩实际上产自孟加拉国。另外，克里曼还没有如实销毁那些根本无法阻隔病毒的劣质口罩，反而将它们捐到了希腊的难民营，以换取慈善家的美名。
“知错就好。”一位粉丝在视频评论区这样写道，并在后头附上了许多个爱心。
但并不是所有社交媒体上的评论者都愿意接受克里曼的公开道歉。有人对视频中的表述进行了逐句剖析。他们说这是经过专业编排的危机公关，与大公司试图息事宁人的做法有着异曲同工之妙；克里曼在视频中不但没有承认错误，反而把责任推得一干二净。
在这方面，克里曼绝非孤例。2022年年初，为板上钉钉的不当行为道歉的做法比比皆是。我们不妨再看两个例子：
● 2022年4月，歌手泽维尔·奈杜（Xavier Naidoo）发布了一段长达3分15秒的视频，为“用不当言论刺激和挑衅他人”致歉。奈杜此前多次散布阴谋论神话，还发表过反犹言论，并在疫情期间一跃成为“横向思维”（Querdenken）运动的红人。● 同样是在2022年4月，绿党政客安妮·施皮格尔（Anne Spiegel）在镜头前宣布“为这个错误道歉”。她口中的错误发生在其担任莱茵兰-普法尔茨州环境部长期间。在2022年大洪灾发生仅十天后，她便开启了为期四周的休假。她被曝光的短信还显示，施皮格尔更在乎的是自己在洪灾期间的个人形象。她甚至谎称自己在危机发生时正在参加内阁的紧急会议。其他人的证词表明，她并没有通过视频出席这些会议。
所有这些案例都被一些公众批为“假惺惺的道歉”（"Nopology"），他们说这类道歉毫无诚意，应该遭到抵制。它们的主要目的是在面对公众的严厉指责时维护受损的形象。© Pexels
科学研究揭示了哪些道歉内容尤其令人反感。2014年的一项研究表明，以下内容特别不受欢迎：
这些元素恰好在上述三个公开致歉的案例中都有出现。但这是否能说明“假惺惺的道歉”究竟由什么组成，以及为何有人坚持认为某些道歉是“假惺惺”的呢？现如今，任何人做错事被发现，只需短短几秒就会被公开钉在互联网的耻辱柱上。网上的批评和攻击在几秒钟内接踵而至，各路观点出现，并与某个标签或搜索关键词绑定在一起。在极端情况下，当事人甚至会遭到各路媒体持续数天乃至数周的“暴击”，从而在心理上承受重压。另外，公众人物一旦形象受损，也会带来直接的经济损失。例如克里曼就被剥夺了此前获得的德国可持续发展奖（der deutsche Nachhaltigkeitspreis），并与多家广告商解约。在这样的后果面前，公众人物极度在乎自己的外界形象，希望尽可能减少损失，这有什么可奇怪的吗？另外，这类道歉视频也很少仅代表个人。费恩·克里曼的道歉视频是危机公关的一个环节，是受指控者表明自身立场的系列声明和视频的一部分。这些内容有时较为成功，有时则不那么走运。从整体上看，这一切当然是为了掌握解释的主动权，挽回难以掌控的局势。尽管如此，媒体的负面评论依然不绝于耳。《明镜周刊》（Der Spiegel）就饶有兴致地以“克里曼王国的陨落”（Kliemannsland unter）为题，报道了这位“身陷泥沼的网红”（"Influencer-Sumpf"）。仔细思考整起事件的来龙去脉，我们不难理解这样做的原因。企业家克里曼因Youtube视频发家，过去这些年来一直以热心实干家的面目示人。他试图做到“与众不同”，喜欢跳出既有框架进行思考：作为一名真诚的好心人，他的行动往往有利于气候、公益和慈善事业。这尤其吸引那些想让世界变得更好的人，当然也引起了《每日透视报》（Perspektive Daily）的关注。当这样一个人犯了致命的错误，而且这个错误会让人觉得，他往好里说是个毫无计划的企业家，往坏里说则是厚颜无耻、精于算计的、靠疫情猛赚一笔的暴发户。这显然不符合他的人设。“这样的行为意味深刻。”玛格特•卡斯曼在接受采访时说。这位路德福音派神学家2010年公开承认自己曾犯下酒后驾车的错误。她目前正在撰写一本关于“宽恕的解放力量”（die "befreiende Kraft der Vergebung"）的书。在她看来，公众对“罪人”的愤怒往往也充满了恶意。“从前，每个村口都立着一根耻辱柱。现在，这根柱子就立在互联网的公共空间之中。” 卡斯曼解释说。她对当前以社交媒体为集结地的网络公众颇有微词。“这当然不符合基督教的基本信念，但也是人之常情：嫉妒在其中起到了一定作用；见到他人犯错，人们自然会暗自开心，因为这会让他们自己的错误显得更加渺小。”© Pixabay
所以当克里曼的口罩生意被媒体大肆炒作，当人们拒绝“假惺惺的道歉”，以上的这些因素也应被考虑在内。因为人们总是要求当事人表现出更大的悔意，承担更多的后果，即进一步悔过。卡斯曼对此也有切身体会。2010年，她连续数日登上《图片报》（die Bild-Zeitung）的头版，并以同样的方式受到公开指责和曝光。直到她当机立断，辞去一切公职，才得以平息众怒。“那时候，一切仿佛都在瞬间发生了反转。”她如今回忆道。目前，费恩·克里曼也在承担后果。他宣布将从口罩业务中赚得的总共28.2万欧元悉数捐给四家非政府组织。此外，他还希望实现“最大限度的透明”（"maximale Transparenz"），于是在自己的网站上公布了相关文件和信息，并宣布对自己的公司进行重组。当然，这又招致了公众抽丝剥茧般的分析和批评。这一切似乎都暗示着他确有所悟，也可被视作一场公开的忏悔。但在玛格特•卡斯曼看来，这其实都不重要。“忏悔一词源自希腊语Metanoia，指一个人离开一条道路，转向另一条道路。这首先是一次漫长的转变，它能改变一个人。”但如果人们就是不相信一个罪人会真心悔过，那又该怎么办呢？从基督教道德的角度来看，即便是像泽维尔·奈杜这种极端的情况，也应获得改过自新的机会。鉴于他长期为右翼极端分子、帝国公民运动（Reichsbürger，编者注：德国极右翼组织）和科学怀疑论者代言，其近3分钟的道歉视频也遭受了许多质疑。于是，他的案例也被置于放大镜下。例如明星电视台（Stern-TV）就以“真诚悔过还是公关需要？”（Echte Reue oder PR?）为题，对此进行了细致入微的剖析。诸如“（我）将远离右翼和阴谋论团体”这样的话在社交媒体上遭到批判，理由是奈杜没有点出具体的名字。但真有这样做的必要吗？他所指的一切，难道不是显而易见的吗？人人当然都有改过自新的机会，也会改变自己的观点。泽维尔·奈杜也不例外。但这是一个内心的变化，也需要时间的沉淀。公开道歉无论成功与否，无论是否真诚，都只是迈出的第一步。但那些理所当然地认为道歉“假惺惺”而不接受歉意的人，实际上是在否认过错方具有从错误中吸取教训的能力。“在人的一生中，罪责是一个庞大的问题。” 玛格特•卡斯曼强调说。她紧接着说：“另外，可能没有人终其一生都不会犯错。”© Annie Spratt, unsplash.com假如有人敢于走上公开道歉的道路，承认自己犯了错并误信了谎言，我们难道不应对他们多些宽容吗？🗨 接受道歉之所以困难，是因为这将迫使我们改变对他人的看法，压制心中积存的怒火。在泽维尔·奈杜事件中，这都是特别实际的问题，因为他曾肆无忌惮地使用“犹太无赖”这样的字眼，公开宣扬反犹内容。但如果公众不原谅这些行为，也就相当于给这类人彻底关上了回归社会的大门。🗨 公开道歉并非易事，因为这本身就会带来一些后果。就泽维尔·奈杜而言，他正在与许多朋友和支持者决裂，而那些人仍处于极右派的边缘，现在正污蔑他是个"叛徒"。泽维尔·奈杜和费恩·克里曼“假惺惺”的道歉也促使我们去思考自己的世界观，反思自己是否在媒体的村口广场中扮演了看客的角色。它至少会让我们对自己就某些道歉所做出的情绪化反应感到惊讶。另一方面，公众也有权要求像泽维尔·奈杜这样试图改过自新的罪人采取更多的行动，而不是仅仅将歉意落在口头上。只不过，我们不应切断他们回归社会的道路。在每一次公开道歉的背后都嗅到“假惺惺”的味道，显然是闲着没事干，这也能暴露出一些问题。那些大声指责道歉“假惺惺”并拒绝接受歉意的人，往往只是在表现自己愤世嫉俗的世界观——他们总觉得他人不够真诚，也受够了媒体的麻木与迟钝。但这并不是说所有的道歉都足够好。即便是在玛格特•卡斯曼眼里也有失败的道歉存在。安妮·施皮格尔部长的例子就是如此：“我几乎对此不忍直视。这实在是太过闪烁其词了！”实际上，施皮格尔的声明远没有泽维尔·奈杜和费恩·克里曼考虑得周全。它完全是临时起意，其主要目的是寻求同情和自我开脱。因此，安妮·施皮格尔没能平息批评之声，也就不足为怪了。何况在事件曝光之前的几个月里，她一直试图靠沉默等待一切过去。事发第二天的辞职看起来更像是不得已而为之：
“今天，我迫于政治压力，决定让出联邦家庭部长一职。我这样做，是为了不给已经面临巨大政治挑战的所在部门造成损害。”
安妮·施皮格尔，2022年4月11日由此看来，施皮格尔似乎只是不想沦为千夫所指。她只愿对自己所在的政党承担责任。如果有哪种道歉是“假惺惺”的，那这或许就是一个典型案例。对受灾者而言，这只是一种微不足道的安慰。安妮·施皮格尔的诚恳道歉原本应传递重要的讯息，同时给他们带去宽慰。在漫长的善后工作中，这本是一个必不可少的环节。但施皮格尔却错失了这个所有道歉都会提供的机会：减轻受灾者的痛苦，而不是仅仅满足看客的好奇心。安妮·施皮格尔没有这样做，但玛格特•卡斯曼做到了。
在卡斯曼看来，诚恳地请求原谅是一件十分重要的事情：“我很清楚这必须是我自己的肺腑之言，我需要独自承担所有的责任。我甚至把所有的顾问都撇在一旁，把自己关起来，认真思考该如何撰写致歉文。”卡斯曼认为，只要当事人敢于承认，他们的错误完全能够得到他人的原谅。“这并不需要太多修饰。只需说：我原本不应该这样做。一切都是我的错，没有任何借口可言。当事人要直截了当地承认错误并承担后果，而不是试图寻找任何借口。”卡斯曼2010年宣布辞去一切职务时，说了以下这番话：
“我犯了一个严重的错误，对此深感后悔。虽然我悔不当初，并反复自责……但仍然无法忽视我作为地区主教的职位和权威性因此受损的事实。……我内心十分清楚：我不能继续担任这一需要权威性的职位。……对我来说，这不仅事关职责，也关乎尊重与我对自己的重视，关乎我的坦诚——这对我来说意义重大。”
玛格特•卡斯曼，2010年当时，这番话为她赢得了许多尊重，并引发了一场关于道歉和责任感之价值的辩论。如果公开道歉能够成功，那它就应该是这样的。与此同时，这起事件也仍然对她产生影响。她说：“当我在餐馆里喝了点酒后，会有陌生人冲我大喊：卡斯曼女士，您可千万别再酒驾了！”她承认这的确相当烦人，但她已经学会了坦然处之。也许这揭示了那些应当公开道歉但又选择沉默的人内心的恐惧：在承认错误并公开示弱后，他人的恶言恶语时隔多年仍难以拂去。或许背后的原因出在我们每个人身上。在日益嘈杂的线上村口广场上，我们不愿轻易原谅别人。所有在那儿做出的道歉和回应，也将成为新的谈资。所以人们宁愿隐藏在公关稿背后，保持沉默或是把责任推卸给他人，也不愿承担一切后果。声明：作者询问了费恩·克里曼和泽维尔·奈杜的态度，但他们拒绝就此发表评论。迪克·瓦尔布吕尔（Dirk Walbrühl）是初代网民。虽然数字世界充满陷阱，但他仍对其中的种种可能和朝气蓬勃的数字文化着迷。作为一名日耳曼学者，他坚信：现在发帖和聊天的内容，决定了我们未来的模样；互联网就是通向未来的接口。本文首发于《每日透视报》“追问新闻的未来”专栏，获该报授权二次发表，特此鸣谢！原标题：“假惺惺的道歉：论言不由衷的歉意”
发表时间：2022年6月
译者：徐胤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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